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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暮，翠华还官。上不怿，因痁作，将踰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江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衹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徧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胡道静著，

　　可以发现，两人记录的钟馗略有不同：郭若虚谈及的钟馗是“鞟一足”，而沈括记述的唐人题识中钟馗则是“鞹双足”，然而内容情节完全一致，说明吴道子画钟馗确有其事。据王伯敏先生考证，吴道子约在716年（开元四年）被唐玄宗召入宫廷，初为供奉，不久授以“内教博士”（从第九品下阶），后官至“宁王友”（从五品下），开元十一年（723年）吴道子奉诏画钟馗，此时他深受玄宗赏识并誉满长安，“无有不知吴生之善画”（王伯敏：《吴道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8页）。这也难怪，吴道子的钟馗画一经问世，便得到民间的追捧，被人们称为“钟馗样”（《图画见闻志》卷第六·钟馗样）。不过当时的钟馗图像更多地是被作为门神画，所谓“画其像于门也”（［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第427页），且多在岁末。盛唐初期政治家、文学家张说和德宗时代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就分别在《谢赐钟馗历日表》（《文苑英华》卷586《表》，中华书局，1966年，第3096页）、《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钦定四库全书·刘宾客文集》卷十三，第7页）有“屏祛群厉”“弛张有严”，岁末在门上张贴钟馗图像的记载。薄松年在《门画小史》也提道：

　　一方面，辟邪，通过悬挂钟馗图起到驱妖斩鬼的效用。在明代以后的钟馗打鬼图像中，钟馗开始使用宝剑，并收录《三教搜神大全》和《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如任伯年的《钟进士斩狐图》（图2），作品成于1878年端午。画面上，钟馗鬓发倒竖，目眦尽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剑；其右脚正踩在一只发出绝望哀鸣、伏地即将现原形的狐妖身上。吴昌硕后挥笔题诗打趣道：“鬓眉如戟叱妖狐，顾九堂前好画图。路遇揶揄行不得，愿公宝剑血模糊！”此题识显然描绘了钟馗为人间吞除妖孽的英雄好汉的形象，也寄寓了画家嫉恶如仇的志意。设色上，任伯年特以朱砂绘钟馗形象，除了与黑色狐妖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外，还能增加画中钟馗的驱邪力量。中国古代的俗信赋予了红色去除邪恶的咒术力量，故有“朱砂用于辟邪”一说。早于任伯年的清代画家高其佩首创以朱砂画钟馗，后来这种“朱钟馗”形式还传到了日本。

　　或许，我们的祖先端午绘制钟馗图像只是出于“驱鬼逐疫”的朴素愿望和祥瑞观念。然而，民国后，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普及，鬼神迷信和封建道德观念不断被人们破除，端午钟馗图像更多是以钟馗形象为典故，借助表达新的寓意，使其直面社会现实，鲜明地表达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种种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如徐悲鸿、张大千等画家就有相当的午日钟馗画传世，且钟馗图在徐悲鸿中国式人物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创作于1929年端午节的《钟馗像》（图4）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中画家将身形高大的钟馗置于瘦骨嶙峋的小鬼之上，并以粗犷的轮廓线和浓重的笔墨描绘钟馗深色长袍和卷曲胡须，以细线勾勒一神情矍铄的小鬼，形成人物形象与个性的鲜明对比。虽然徐悲鸿在西方学习绘画多年，但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通晓中国画技法，能将西方人体解剖学和速写的某些因素巧妙地揉合到传统笔墨中，使人物造型更加严谨。作品中，通过钟馗凛凛难犯的神威的生动描画，徐悲鸿表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