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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1992年现身于台北古玩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这方墓志虽未见原石，但分析录文所述事实，当非伪造，墓志写道：“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虑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据台湾学者叶国良考证，墓志这一段所述史实为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由于墓志中还提到“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这一武则天行明堂礼的史实，因此在时间上可以断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次遣唐使，到访时间是长安二年（702）。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于先天二年（713），这一时间也早于第九次遣唐使的来访时间开元五年（717），因此，“日本来庭”的写法不可能是出于后来的改写。由此可以断定，作为国家的“日本”记载，杜嗣先墓志也是真实无疑的。“日本”国号的实物资料，杜嗣先墓志的702年又比井线年提前三十余年，从而可以印证日本史学界的通常推测。

　　第三种出土资料也是在西安发现的，即由中国学者王连龙撰文披露的《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简称《祢军墓志》。祢军是百济人，在唐朝做官，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墓志中有：“于时日本馀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其中“日本”，如果确定是日本国号，则实物资料将日本国号的确立至少提早到公元678年，早于前述日本学界迄今为止的推测和现有的实物资料。遗憾的是，据我考证， 《祢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只不过是对东方的泛指（详细论证参见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6月30日《〈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国名》）。如此一来，日本国号的形成，又回到了通常推测的原点，即701年前后形成说。

　　在我看来，最初称呼“日本”的一定不是出自日本列岛内部。一个常识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地球上的人观察太阳，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日本人位于日本列岛的观察也不例外。然而，中国人从中国大陆一侧观察，日本列岛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因此当来到中国大陆的日本人被问到从何处来时，日本人可能会指着日本列岛的方向说来自那里。听到这样的回答，中国人也许会说，那是太阳的故乡啊，亦即日之本。于是，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人会领悟到，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日之本”。追溯“日本”这一国号的形成过程，可以推测大概会是这样的经过。这是我的主观臆测，但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唐代诗人刘长卿写给日本使者的两句诗刚好描述了这样的场景：“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