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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式消费因其“先付款、后消费”的方式，节省了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每次议价的时间、减少了重复沟通的麻烦，同时又具备为经营者快速回笼资金、稳定客源、为消费者带来价格优惠等诸多优点，因而成为承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的一种消费模式。但同时，一些“精明”的商家没有将精力放在如何服务好客户上，而是“卷款跑路”“服务缩水”，对整体营商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其中家政托育、教育培训、美容健身、餐饮娱乐等领域是“重灾区”。为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以及依意识，督促经营者诚信履约、合规经营，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梳理了涉预付式消费的几起典型案例，深入剖析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与裁判要点，为市场主体规范经营和消费者依提供司法指引。

　　刘先生与某托育公司签订托育协议，由该托育公司向刘先生之子提供12个月的托育服务。刘先生按照某托育公司的要求将费用支付至第三方公司。之后，某托育公司突然停业，刘先生所签合同尚余8个月未履行。刘先生遂将该托育公司诉至法院，请求退还剩余费用，并要求第三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先生根据某托育公司指示将合同款付给第三方公司。某托育公司、第三方公司使用同一账户收取客户款项，无证据证明共用账户的两个公司财务彼此独立，两个公司构成财务混同，且两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控股股东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的第三方公司应当对某托育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托育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第三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曹女士意欲购买某教育公司的考研课程，协商过程中，该教育公司销售人员明确表示曹女士需要的4门考研课程均为线上直播课。随后，双方签订了《考研培训服务协议》，协议对4门课程的价格等进行了约定，但未写明上课形式。合同签订后第三日，曹女士发现4门课程中的1门为录播课，并非销售人员明确承诺的直播课，学员无法与授课老师进行提问互动等，遂申请退款。某教育公司以“合同中未约定直播课”“合同外承诺的内容无效”“已提供相关服务”等为由拒绝退款，曹女士因此将某教育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课程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教育公司销售人员在协议协商订立过程中明确表示曹女士购买的4门课程均为直播课，对购课消费者的选择决策有重大影响，消费者有理由信赖此种授课形式为双方达成一致的合同内容。某教育公司提供的部分课程未按约定形式授课构成违约。法院综合考虑曹女士主张退费的时间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支持了曹女士的部分诉讼请求。

　　案件处理不仅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条款，旨在平衡消费者保护与经营者合法利益维护的关系。对此，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因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导致合同继续履行显失公平时，可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体现了法律对消费者的关怀；同时，第十九条对因消费者单方原因解除合同时的退费规则作出明确规定，避免消费者利用优惠政策后不当解约，维护了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和市场秩序。既保障了特殊情形下消费者终止合同的权利，也尊重了经营者已提供服务的商业价值，彰显了预付式消费领域中双方利益平衡保护的理念。

　　在民生消费领域，预付式消费模式已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从教育培训到健身美容，从餐饮零售到家政服务，这种便捷的消费方式承载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然而，频发的商家“跑路”“服务缩水”“退款无门”等问题，不仅侵蚀了消费者权益，也破坏了市场信任机制。规范预付式消费、规制违法商家，事关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商家诚信经营以及和谐消费环境的构建。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此次发布的多起涉预付式消费纠纷案例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中，既有通过认定签约主体和收款主体之间构成人格混同，判令收款主体承担连带退款责任的；又有经营者单方面对经营场所进行重大变更被视为对合同主要内容的实质变更，支持消费者解除合同并退款主张的；还有认定未载入书面合同的协商内容亦能构成合同内容具有约束力，商家应当依约履行的。此外，也有对因消费者单方原因解除合同时的退费规定，彰显了在预付式消费领域中对双方利益平衡保护的理念，以及明确了经营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价格的举证责任等问题。那么，如何治理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难这一顽疾？一方面，消费者要增强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谨慎选择经营主体，付款前要仔细考察商家的口碑信誉和经营状况，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同时，要妥善保存好相关证据，以便在维权时能够提供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制约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效能，严格审查商家的经营资质，建立跨部门风险预警平台，出台措施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建立健全资金存管等第三方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从源头上防范商家卷款跑路的风险。同时，司法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为构建“敢消费、愿消费、乐消费”的良性市场生态注入司法动能。